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虽然起了现在的名称，却并不想一般地研究近百年中国文学，它的重点和特色是透过创作和理论，考察本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
从文学史角度看，对本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思潮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另一类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这两类思潮，情况很不相同：前者显，后者隐；前者带着强烈的近代色彩，后者则具有静谧的东方特点；前者由人们大声疾呼，自觉地倡导和传播，后者则“草色遥看近却无”，仅仅以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惯性的力量，潜在地对作家创作产生着作用。这两类思潮在具体作家身上的影响与表现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宏观而言，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较量，相互错综，相互渗透，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与奇异景观。
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内，西方的各种政治文化思潮几乎同时都传入了中国。这些思潮在西方的出现，曾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它们是历时的，而到了中国，却在同一个早晨陈列出来，成为共时的。这就引发了种种问题。一是囫囵吞枣，消化不良，未必能准确理解原意，甚至望文生义，如鲁迅在《三闲集·扁》一文中带点夸张地批评的：
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二是实践上引起变形与扭曲，而在这些变形、扭曲背后，又存在着诸多复杂的潜在因素。当然，许多思潮几乎同时介绍进来，也并非没有好处，这就是便于选择和比较，取自己之所需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有助于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学流派，造成异彩纷呈的局面。然而，到三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加上左倾思潮的盛行，一个时期重又走到单向发展的大一统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又再次实现多元开放，接上了中断几十年的那种格局。这种“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表明：西方的种子到东方土地上，远不是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具体的条件与文学本身的需要。有的思潮即使借助于某些条件一时得势，也未必能长期站稳脚根。从研究者来说，这就需要对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逐一作出周密一点的考察。本丛书中的多数书稿，如吴晓东先生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先生的《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萧同庆先生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刘为民先生的《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陈顺馨女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等，都企图这样来做。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形成的人生哲学、文学思潮、审美积淀，看来似乎不起眼，但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柔韧而又强劲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本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强调客观写实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何以仍保持了鲜明的主体抒情格调，比兴象征传统，以及儒、释、道哲学的渗透。传统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审美资源，较长时期内曾被人忽视。新时期以来则重新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并已有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方锡德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只是目前为止这类成果似不甚多。在我们这套丛书中，谭桂林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解志熙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抒情写实主义》，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学者们今后继续攀登奠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许多史料和论点还是首次运用，首次提出。作者们不尚空谈，甘坐冷板凳。这种治学态度相当难能可贵。
（本丛书15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总结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丛书已发稿5种，成书2种。1999年可望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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